第13 次读书会

这次我们读《媒体与权力》第六章“全球化理论：缺席的争论”。“文化全球化理论”是本章的焦点。
作者先梳理了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全球化视角。
50年代的“报刊的四种理论”从地缘政治着眼各国的大众传媒体系，带有典型的冷战思维；60年代兴起现代化视角，号召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西方，但是理论和现实差距很大，作者指出，有时候现代化理论被用来以建设民族国家为名，为压制性的媒体管理方式提供合法性的依据，这与其初衷相反，另外它未能关注转型社会中如何维护媒体的多元性，还有研究者缺乏地方性知识；60年代后，文化帝国主义视角兴起，学者指出，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并未实现自力更生之目标，反而在全球经济剥削性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。作者指出，与上一个视角一样，文化帝国主义也可被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威权主义的监控，比如用于作为媒体审查的借口。80、90年代，这个视角受到批评，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观点：全球信息的流动是多向度的，比如，全球媒体企业为维持扩张势头被迫去适应本土文化，而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文化是通过“挪用”（appropriation）来完成的。
90年代出现了新的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道统，符合其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大气候。此新道统的重要观点是：全球化是去中心化的；全球一体化；释放新的政治和文化能量。作者列出各个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发现。总之，新道统的学者们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，所不同的只是乐观态度背后谨慎程度的差异（比如，汤林森持有较谨慎的乐观姿态）。但是作者指出，即便新道统的代表汤林森，也没有就全球化带来的权力在当代社会中重新分配的多种方式，进行分析和讨论。而多数持激进立场的政治经济学者则指出，全球化的最新进展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，它剥夺了民主，强化了市场导向的政策，工会组织和民主国家式微，政府的“凯恩斯能力”受到了“全球化”和“解除管制”的侵蚀。
随后作者指出一些学者在综合上述两种立场（文化全球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）的努力，及其不足。作者指出，文化全球化理论是从驳斥文化帝国主义而来，忽视了激进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，权力如何日益从国家选举体系和工会组织转移到全球资本手中的。
作者在本章后记中说，参与全球化辩论的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全球化正在遮蔽民族国家，但是，作者指出国家政府部门仍然是权力的重要场域，比如在与媒体研究十分相关的领域——传播政策上，国家还在发挥重要作用。国家仍旧是理解媒体政治的基本出发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