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次读书会

这次我们阅读两部分：其一，第五章“激进主义传统的复兴”下半部分；其二，第七章“全球化、社会变化和电视改革”。

第五章前半部分作者梳理了传播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，它受到激进派的批评。后者在上世纪70年代日渐壮大。与自由主义传统强调的媒体的自主性不同，激进主义突出媒体对权威的臣服；坚持认为媒体是主动地生产（非被动反映）社会的共识；坚持认为媒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；拒绝接受自由主义理论所蕴涵的对社会的认知概念（权力广泛分布），认为权力高度集中。然而，激进主义内部有修正主义倾向的反弹，比如，伯明翰学派的一些研究质疑了“意识形态宰制”的社会观之不足和缺陷；霍尔等人的研究指出了“宰制性意识形态”受“经济简约论”的影响；而福柯等人的后现代视角复兴了多元主义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一批激进学者以葛兰西的思想作为护卫的武器，葛兰西指出宰制通常通过“共识”（而非“强制”）来实现。但是在作者看来，作为护卫武器的葛兰西思想被误用了。葛思想的核心概念——阶级冲突被其他层面的冲突所淹没。学者们通过这一思想推翻早先的激进功能主义，但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来取而代之。
随后作者以一些研究为例（如关于新闻信源、媒体内容、受众）来说明激进派的修正主义的论调。这些论调都是对激进功能主义的修正。这股思潮主要针对老一代激进知识分子所持的极左立场，但很少对准自由多元主义的传统，而这正是老一代激进知识分子所试图推翻的。结果是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本章随后将焦点对准两个关键问题：哪些因素影响了媒体？媒体对受众产生了哪些影响？通过很多研究实例，作者主张，既要摆脱自由主义研究取向或激进功能主义取向的束缚，又要考虑到媒体所在的不同社会体系。影响媒体的因素不是铁板一块，媒体的影响也非铁板一块，受众也同样如此，它们都存在于各不相同的社会之中。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。
最后作者指出，一旦激进主义从机械模式中淡出，并能认真回应有的放矢的批评，激进主义传统仍然能够提供有关媒体的最具说服力的整体性论述。

第七章开始进入本书第三部分“媒体政治学”。本章主要论述面对全球化和社会变革，欧洲的公共服务电视的转型。作者既质疑卡茨所谓公共电视的“危机”，又认为随着社会变革公共服务电视有其转型的必要，但是在此转型过程中，有些概念需要厘清，比如“公共”是否等同与“精英”，“国家利益”到底如何界定？总之，作者强调公共服务电视的必要性。